

北京佳音特翻译公司某翻译,近日翻看中国翻译史,无意间发现,维新派的一位首要人物是梁启超,与对翻译工作十分重视的康有为一样,也发表过一些关于翻译的议论,但专门的译论不多,而维新派领袖人物中对翻译问题论述最多,最有影响的,当推梁氏。
粱启超,出生于1873年,逝世于1920年,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一代杰出的大学问家。他的一生,尤其是前半生,对我国思想界、文化界各方面都影响极大。他的有关译论对于我国译界自然也不例外。
北京佳音特翻译公司该翻译阅读资料发现,梁启超的某篇翻译著作中,论文又引用了马建忠关于当时翻泽界的弊病的论述,进而提出:“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第一义是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当时,中同官局所译之书,兵学儿居其半,而他认为:“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所以,有很多更重要的书急须翻译。他列举和详论:“外国有关律例章程、学校教材、法律书、史书、政书、农书、矿学书、工艺书、经济学书、哲学书等等对我国的重要参考价值,认为都有翻译的必要。但“草创之始,未能广译,则先后缓急,亦当有次”,而“同一门类的书,则当于数书之中,择其佳者,或择其后事者”。他从维新救国的大目标出发作出的这些论述,比起马建忠说的“应译之书,拟分三类”,及高凤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中所说的,要详尽和深刻得多了。
第二义主要是有关译名统一问题。他在论述中吸取了高风谦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的有关见解,但比高氏更加深入,是当时有关译名问题最详尽切实的论述,所议大多为后来译界所遵循。他提出了应该首先学习古代佛经翻译的理论和经验的重要看法,并认为翻译最重要的是“其意靡失”,在这一前提下允许作必要的删增与颠倒。接着,他还提到了旧译如不好“当取原书重译”,和如何避免对同一新书“彼此并译”的问题等。这些也是当时别人较少论述的。
第三义是翻论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因此,“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学堂始”。他有力地支持了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仪》。同时,他还指出日文与汉文相近,日本自维新后又锐意于西学。
总之,梁氏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提出的译书“首立三义”,在当时确实是翻译工作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对此理论,北京佳音特翻译公司多数员工俱表示支持。更有北京佳音特翻译公司和平里某翻译对外语只是一种工具,学会外语一定得派用场,应该进而研究彼邦学术,否则不过象一只学语鹦鹉而已这一比喻高度赞同。他说,梁氏的这个比喻虽然尖刻一点,但实在是包含了他的很探刻的翻译思想。他提出丁一个很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学英语,却没有几人能介绍西方学术,反而还得主要让学日语的人来转辗介绍呢?这位北京佳音特翻译公司的资深翻译认为,这不仅是那些学英语的人缺乏“中学”知识,同时也因为他们对“西学”亦未下功夫研究。这是一针见血的。整个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学术史上,总的说来留东学者的贡献大于留西学者,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本文提供由翻译公司,北京翻译公司
上一篇:汉译英翻译错误分析概说 | 下一篇:口译翻译方法论:语言分析和对比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