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佳音特翻译公司某翻译，近日翻看中国翻译史，无意间发现，维新派的一位首要人物是梁启超，与对翻译工作十分重视的康有为一样，也发表过一些关于翻译的议论，但专门的译论不多，而维新派领袖人物中对翻译问题论述最多，最有影响的，当推梁氏。 

粱启超,出生于1873年，逝世于1920年，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一代杰出的大学问家。他的一生，尤其是前半生，对我国思想界、文化界各方面都影响极大。他的有关译论对于我国译界自然也不例外。

北京佳音特翻译公司该翻译阅读资料发现，梁启超的某篇翻译著作中，论文又引用了马建忠关于当时翻泽界的弊病的论述，进而提出：“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第一义是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当时，中同官局所译之书，兵学儿居其半，而他认为：“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所以，有很多更重要的书急须翻译。他列举和详论：“外国有关律例章程、学校教材、法律书、史书、政书、农书、矿学书、工艺书、经济学书、哲学书等等对我国的重要参考价值，认为都有翻译的必要。但“草创之始，未能广译，则先后缓急，亦当有次”，而“同一门类的书，则当于数书之中，择其佳者，或择其后事者”。他从维新救国的大目标出发作出的这些论述，比起马建忠说的“应译之书，拟分三类”，及高凤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中所说的，要详尽和深刻得多了。

第二义主要是有关译名统一问题。他在论述中吸取了高风谦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的有关见解，但比高氏更加深入，是当时有关译名问题最详尽切实的论述，所议大多为后来译界所遵循。他提出了应该首先学习古代佛经翻译的理论和经验的重要看法，并认为翻译最重要的是“其意靡失”，在这一前提下允许作必要的删增与颠倒。接着，他还提到了旧译如不好“当取原书重译”，和如何避免对同一新书“彼此并译”的问题等。这些也是当时别人较少论述的。

第三义是翻论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因此，“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学堂始”。他有力地支持了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仪》。同时，他还指出日文与汉文相近，日本自维新后又锐意于西学。

总之，梁氏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提出的译书“首立三义”，在当时确实是翻译工作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对此理论，北京佳音特翻译公司多数员工俱表示支持。更有北京佳音特翻译公司和平里某翻译对外语只是一种工具，学会外语一定得派用场，应该进而研究彼邦学术，否则不过象一只学语鹦鹉而已这一比喻高度赞同。他说，梁氏的这个比喻虽然尖刻一点，但实在是包含了他的很探刻的翻译思想。他提出丁一个很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学英语，却没有几人能介绍西方学术，反而还得主要让学日语的人来转辗介绍呢？这位北京佳音特翻译公司的资深翻译认为，这不仅是那些学英语的人缺乏“中学”知识，同时也因为他们对“西学”亦未下功夫研究。这是一针见血的。整个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学术史上，总的说来留东学者的贡献大于留西学者，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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