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意识形态

本文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考察中国在1949－1999年间对拉丁美洲文学的翻译与接受，关注这一过程中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揭示翻译与接受过程中的种种误读与错位、改写与挪用，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照当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
论文共分五部分。导论主要涉及四方面问题。首先追溯现代文学史中对拉美文学的零星译介；之后阐明论文的选题意义；然后简述论文的写作方法及理论资源；最后提出论文写作框架。正文第一部分着意勾勒新中国设立西班牙语专业以及开始规模性地输入拉美文学的历史动力与社会机制，分析50－70年代拉美文学汉译的策略，试图发现此阶段中拉美文学等同于革命文学这种同一性关系是如何在本土的翻译过程中发生并确立的。正文第二部分试图探讨在翻译政治化、文学政治化被彻底清算之后，曾经在50－70年代被高度政治化的拉美文学翻译在80年代如何被赋予新的合法性，进而掀起“拉美文学热”。之后通过对拉美“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知识考古，试图发现拉美文学在80年代的翻译与的接受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非政治化的改写。通过揭示与描述种种错位，尝试去揭示8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中，翻译与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如何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实践”。正文第三部分首先论述90年代中国开启的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对拉美文学翻译与出版的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之后以对博尔赫斯的翻译与接受为个案，试图揭示将博尔赫斯书写为“文化英雄”及命名为“后现代主义大师”的话语实践如何参与了90年代新的文化领导权的建构。结语在简要概述全文之后，试图将对拉美文学汉译历史的考察同思考中国的自我想像与世界视野的变迁联系在一起，从而切入翻译与文化身份建构的理论问题。
论文力图避免将翻译与政治、文学与政治相对立的研究思路，尤其避免不加反省地移植西方“翻译研究”理论（比如“意识形态操控理论”）观照本土翻译历史。相反，本文通过细密的历史考察，再现翻译与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结，并试图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恢复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可能性。

结构的调整性：不同文体，结构也不同。比如记叙文记人记事要理清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有的原文在时间上呈无序状态，我们就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重新安排文章脉络，使叙述井然有序；结构的调整要考虑到全文的布局，比如开头是否引人入胜，结尾是否深刻有力，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否紧密。

篇幅的合理性：有的原文篇幅过长，这可能是因为原文体裁的缘故（比如专题报道或系列报道等），也可能是因为当天版面不够充分。但篇幅的长短，应该根据文章的内容、当天版面的容量和读者的要求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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