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成为中国文学源头

这一类译文的特点是译者自由发挥太大，主观随意性太大，违背了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原则。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林纾的“翻译”——那实际上已不是翻译而是“编译”或“译写”了。由于林纾有深厚的文学造诣，其“译品”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文学价值，但那不是文学翻译的艺术，而是“译写”的艺术了。

《文汇读书周报》最近对《红与黑》的翻译讨论十分热烈，我想在此谈谈个人的拙见。我认为许渊冲先生的某些观点、译文就带有过左的倾向。不错，文学翻译是要避免“翻译腔”。（见1995.5.6《文汇读书周报》许渊冲先生《从<红与黑>谈起》一文）——即笔者前面说的“过右的表现”，但绝不能因此而“从心所欲”，进行“辉煌的发挥”。我完全赞同许钧先生的观点，“翻译家的再创作，有别于作家的创造，作家创造可以‘从心所欲'，但翻译家的再创造则要‘不逾矩'。”(见1995.5.6《文汇读书周报》许钧致许渊冲《关于<红与黑>汉译的通信》)把翻译说成“戴着镣铐跳舞”是再准确形象不过的了，跳舞即再创作，我们绝不能“挣脱镣铐跳舞”，那样就不成其为翻译了。

下面看几个实际的例子。许渊冲先生把“belle”（漂亮）译为“山青水秀，小巧玲珑”，把“mourir”（死）译为“魂归离恨天”，从翻译的角度讲是难以让人接受的，许先生的译文原作者完全可以用法文表达出来，而司汤达之所以不如此，总是有其理由，或可看作是其创作风格使然。既然是翻译总要“亦步亦趋”才是。（从该报民意测验结果看出，读者并不太喜欢过左的译文，还是喜欢带点“洋味”的译文。）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许渊冲先生的译文都像上述两个例子那样，事实上，他的不少译文是很出色的，“戴着镣铐跳舞”是跳得很好的。我曾读过他的汉诗英译，认为确实译得不错，并没有像上面那样“从心所欲”，很好地把握了“度”的艺术。请看许先生英译的毛泽东《北高峰寻胜》一诗（见1993年第6期《 英语 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