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文学的本质

• 　　与时代风潮构成呼应关系。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应有一时代之文学翻译，因此，只有同中国现代的社会政治、同现代时期的时代环境构成了应和关系的汉译外国文学，才可能作为被认可的翻译文学载入历史名册。中国近现代是一个充满了动荡、矛盾和纷争的时代，随着传统价值体系的溃塌，人们渴望尽快觅得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念，而新的思想、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就必须别求于异邦，就必须发扬“拿来主义”的文化借鉴精神，通过借助翻译输入外来思想和文化，从而带来中国新文化的建立与发展。思想启蒙是五四新文学的时代主题，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呼吁建设“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其后，文学研究会又积极倡导文学为人生的创作主张，在这个时候，体现出“为人生”理想的文学翻译自然才与时代合拍，只有在这一点上，茅盾才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生的缺陷呢？”[8](P231—232)五四时期中国作家关于“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由易卜生激发的中国作家对当时中国妇女命运的探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易卜生翻译与“为人生”的现实要求之间的契合。20年代时，郑振铎曾经指出，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必须考虑国内的具体情况，才会有力量，才能影响一国文学界的将来，因此他说：“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接触。”[9]郑振铎这段话中的第二点，实际上就是强调文学翻译要与时代密切关联。五四退潮之后，对俄国文学的译介逐渐取代西方近代文学而成为中国翻译的热点，别林斯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等俄苏作家和理论家被相继介绍到中国，为什么中国翻译界对俄苏文学如此感兴趣？对此瞿秋白有一段精彩的阐述，他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音，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动心。因此大家都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的目标。”[10](P54)此外，三十年代西方现实主义作品翻译在中国的盛行，四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延安的译介等等，都反映了翻译文学与时代的应和关系。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上述翻译事实也说明，只有在时代召唤中适时出现的翻译文学，才可能为自己铸就具有历史合法性的价值基础。